农机补贴诈骗案辩护策略—阜阳刑事辩护律师辩护策略
第一、案件基本情况
本案中，上诉人鲁某1和曹某1被指控犯诈骗罪。基本事实是：2016年，鲁某1担任某公司在固原地区设立的甲公司销售经理，负责经营管理；曹某1是甲公司销售人员，受鲁某1指派工作。二人被指控在2016年5月至12月期间，通过给予好处费等方式，让40名符合农机补贴条件的农户提供身份信息和银行账户，以“虚假购机”方式（即只办理农机过户手续但不实际交付农机）向固原市原州区农机中心申请补贴。经法院认定，鲁某1单独或伙同曹某1套取国家农机购置补贴款共计75.55万元，其中曹某1参与套取49.18万元。一审法院以诈骗罪判处鲁某1有期徒刑十年、罚金五万元；曹某1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罚金一万元。二审法院维持了定罪和量刑，但纠正了犯罪数额认定和追缴处理等细节。
第二、辩护策略
作为阜阳刑事辩护律师，我们认为本案存在重大辩护空间，核心在于质疑诈骗罪的成立基础、犯罪主体认定、数额计算及量刑情节。辩护策略分四点展开，力求通俗易懂、逻辑清晰：
1. 质疑“非法占有目的”，论证行为属于行政违规而非刑事犯罪
诈骗罪的核心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但本案中，补贴款并未被鲁某1或曹某1个人私吞，而是用于公司经营：农机均以“扣除补贴后低价”售卖给真实农户（如证人撒某1、谭某1证实，农机以原价减补贴再打折销售），农户实际受益；部分补贴款上缴给某公司负责人张某1（王某2证言证实鲁某1曾转账14万元）。这符合国家农机补贴政策“惠农”本质，即使操作不规范（如未严格审核购买人），也应通过行政罚款或整改处理，而非刑事追责。辩护重点：提交农机销售合同、收款凭证等证据，证明补贴款流向公开透明，鲁某1、曹某1作为基层员工，主观上无侵占故意，只是执行公司指令。
2. 重新界定犯罪主体，主张鲁某1、曹某1系从犯
判决将鲁某1认定为主犯，但关键决策者张某1（某公司法定代表人）未被追诉，导致责任错位。证据显示：
- 张某1直接指挥套取补贴（王某2、李某7证言证实，张某1指派鲁某1调拨农机、办理补贴）；
- 补贴申领需张某1授权（刘某1证言：厂家专用账号上传农机信息，甲公司无独立操作权）；
- 鲁某1、曹某1仅为执行者，工资微薄（曹某1月工资仅3000元），未额外获利。
辩护策略：申请调取某公司账册、张某1通讯记录，证明张某1是主谋；强调鲁某1受职务约束（2020年职务侵占案已处罚过类似行为），曹某1作为普通销售员，对政策理解有限，均应认定为从犯，大幅降低刑责。
3. 精准核减犯罪数额，剔除真实交易和证据不足部分
法院认定的75.55万元和49.18万元数额虚高，需分项核减：
- 部分交易真实发生：如罗某1、曹某2等农户实际购买农机后因质量问题退货（证人证言证实），退货流程合规（按政策先退补贴再退款），该部分补贴不应计入诈骗；
- 证据链断裂：20余起事实中，鲁某1、曹某1不认识部分农户（如李某2、张某2），无辨认证据；曹某1名下3.15万元补贴已抵顶工资（鲁某1当庭认可），非非法占有；
- 好处费重复计算：支付农户的2.105万元好处费源于补贴款，但已作为“违法所得”追缴，不应再计入诈骗总额。
辩护策略：逐笔核对银行流水、农机销售记录，申请法院调取农机中心复核照片（农户与农机合影），证明部分交易真实；对证据不足的10起事实（如柳某1、宋某2案）要求排除。
4. 强化量刑从轻情节，争取缓刑或减刑
即便定罪成立，量刑过重，应充分考虑：
- 鲁某1：有坦白情节（到案后如实供述大部分事实），且2021年已因职务侵占罪服刑，本案部分事实重叠，避免重复评价；
- 曹某1：系自首（电话传唤到案），二审退赔3.15万元，认罪悔罪；作为从犯（作用远小于鲁某1），犯罪情节较轻（未直接经手大额款项），符合适用缓刑条件；
- 社会危害性低：农机最终由农户使用，未造成财政实际损失（补贴款通过低价销售回流农业），且鲁某1支付员工工资36.936万元、配件费12.497万元，体现经营实质。
辩护策略：提交曹某1病历、家庭困难证明（虽二审未采信，但可强化悔罪态度），强调其初犯、偶犯性质；对比同类案例（如虚报补贴行政处理案），主张对曹某1维持缓刑，对鲁某1减至五年以下徒刑。
综上，辩护核心是“去罪化”与“轻刑化”双轨并进：先瓦解诈骗罪构成要件，再通过证据细节和量刑情节争取最优结果。关键在深挖张某1责任、证明补贴款合理用途，并善用认罪认罚制度降低对抗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