诈骗罪团伙骗婚案—律师辩护策略分享

一、案件基本情况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跨国骗婚诈骗案。2021年至2023年期间，毛某、何某光、朱某生等人组成骗婚团伙，以介绍越南籍女子与国内男子结婚为名实施诈骗。该团伙分工明确：毛某负责联系越南籍女子并寻找国内男方，何某光协助联系，朱某生充当"老板"签订担保书，越南籍女子苏某爱甲、阮某鸾等人则作为"新娘"实施诈骗。具体作案手法为：先由团伙成员将越南籍女子介绍给国内单身男子，收取高额"彩礼"和"介绍费"（每起7-16万元不等），待越南籍女子在男方家中生活一段时间后找机会逃走，从而骗取钱财。该团伙共实施7起诈骗，涉案金额高达92.52万元。
原审法院认定毛某、朱某生等5人均为主犯，分别判处12年、10年、3年不等有期徒刑。毛某、朱某生、苏某爱甲不服判决提起上诉，主要理由是认为原审量刑过重、不应认定为主犯。二审法院经审理，维持了原判的刑期部分，仅对诈骗金额的定性（由"数额巨大"改为"数额特别巨大"）和退赔金额进行了部分修正。

二、辩护策略分析

针对此类骗婚诈骗案件，作为辩护律师，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构建辩护策略：

（一）关于主从犯认定的辩护要点

1. 厘清各被告人在犯罪中的实际作用
   本案中，毛某、朱某生均主张自己是从犯。辩护时应重点分析：
   • 毛某虽负责联系越南籍女子，但其可能只是中间环节，真正的组织者、资金控制者可能是境外人员（如判决书中提到的"阿某"、"MISTORIA"等）
   • 朱某生虽在担保书上签字，但其可能只是"名义老板"，实际决策和资金分配权在毛某手中
   • 可收集证据证明越南籍女子逃跑后，实际处理善后事宜、决定是否退款的是境外人员而非国内团伙成员
2. 区分"组织者"与"执行者"
   辩护时应强调：
   • 毛某等人可能只是执行境外组织的指令，而非犯罪的发起者和主导者
   • 越南籍女子（如阮某旦）的供述显示，她们是受越南中介人（"阿某"）安排来中国骗婚的，国内团伙可能只是配合实施
   • 朱某生辩称"每起仅收取2000元介绍费"，若能提供相应证据，可证明其获利较少，作用次要

     （二）关于诈骗金额认定的辩护要点

3. 质疑整体涉案金额的计算方式
   • 原审将7起案件金额简单相加为92.52万元，但应区分各被告人的实际参与程度
   • 例如，何某光仅参与1起诈骗，涉案4万元，却被认定与毛某、朱某生共同犯罪，应争取按实际参与金额量刑
   • 对于越南籍女子逃跑后，部分被害人已获退款（如朱某生退给汤某生5100元、张某财10000元）的金额，应从诈骗总额中扣除
4. 关注"未遂"与"既遂"的区分
   • 部分案件中被害人支付了部分款项（如第一起仅支付4万元而非7万元），应区分诈骗既遂与未遂金额
   • 第六起案件中阮某被解救，可能构成犯罪中止或部分未遂，应争取减少相应金额

     （三）关于量刑情节的辩护要点

5. 突出认罪悔罪表现
   • 朱某生、何某光、苏某爱甲、阮某鸾均认罪认罚，辩护时应强调：
   • 主动退赃退赔情况（如朱某生已退15100元）
   • 苏某爱甲有自首情节，应比照阮某鸾获得更轻处罚
   • 毛某虽一审未认罪，但二审表示"自愿认罪伏法"，应给予从宽处理机会
6. 论证被害人过错因素
   • 被害人明知跨国婚姻风险仍执意支付高额彩礼，存在明显过错
   • 部分被害人（如徐某亮）明知女方身份可疑（毛某谎称女方是广西人）仍继续交易
   • 可引用类似案例，说明被害人过错应作为量刑酌定从轻情节
7. 争取"数额特别巨大"的降档处理
   • 根据司法解释，诈骗50万元以上属"数额特别巨大"，但：
   • 可论证部分金额属于"介绍费"而非诈骗所得（如媒人收取的2000元）
   • 部分款项用于支付越南籍女子（如每起4万元给女方），不应全部计入诈骗金额
   • 争取将涉案金额控制在50万元以下，避免适用"十年以上"的重刑档次

     （四）具体辩护策略组合

8. 对主犯的辩护策略
   • 毛某：重点论证其非组织者，而是受境外人员指使；强调其二审认罪悔罪态度；争取认定为从犯
   • 朱某生：突出其"名义担保人"角色，证明资金实际由毛某控制；提供每起仅获2000元的证据链
   • 苏某爱甲：强调其作为越南籍女子的被动性，证明受越南中介人控制；突出自首情节应获更大从宽
9. 对量刑的精细化辩护
   • 制作"涉案金额明细表"，区分：
   • 既遂金额 vs 未遂金额
   • 实际获利 vs 被害人支付总额
   • 各被告人具体分赃比例
   • 针对不同被告人提出差异化量刑建议：
   • 毛某：争取8-10年（原判12年）
   • 朱某生：争取7-8年（原判10年）
   • 苏某爱甲：争取2年以下（原判3年）
10. 程序性辩护补充
    • 审查越南籍女子身份证据是否充分（多起案件中女方身份"有待核实"）
    • 质疑部分被害人陈述的真实性（如徐某亮称女方承诺"包生小孩"缺乏证据）
    • 对"担保书"法律效力的分析，论证部分交易可能属于民事纠纷而非诈骗

      （五）关键证据突破点

11. 资金流向证据
    • 申请调取毛某、朱某生银行流水，证明资金最终流向境外人员
    • 对比各被告人实际分赃比例，证明主从关系（如朱某生供述"钱都由毛某分配"）
12. 越南籍女子证言
    • 重点利用阮某旦、阮某鸾等人的供述，证明：
    • 她们受越南中介人直接指使
    • 毛某等人仅负责境内环节
    • 逃跑指令来自境外而非境内团伙
13. 被害人过错证据
    • 收集被害人明知风险仍执意交易的证据（如徐某亮明知女方是越南人仍继续交易）
    • 整理类似案件中被害人存在过错的判例
      综上，针对此类跨国骗婚诈骗案，辩护应聚焦"主从犯区分"、"金额精细化认定"、"量刑情节充分挖掘"三大核心，避免笼统辩称"不构成诈骗"，而应基于事实争取量刑从宽。特别是要利用各被告人在犯罪链条中的不同地位，提出差异化辩护策略，为当事人争取最大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