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电信诈骗引流被认定诈骗罪—阜阳刑事辩护律师辩护策略
第一、简要介绍案件的基本情况
本案发生在2021年3月至5月期间。被告人倪某通过境外聊天软件“纸飞机”（Telegram）结识上线“林某”（未到案），约定以每拉一人进入虚假股票投资微信群170元的价格提供引流服务。随后，倪某邀约徐某丙、程某、薛某甲、薛某乙、黄某甲等人（均已判决），在湖北省黄梅县某乙酒店房间内，组织兼职人员拨打数万条电话。他们冒充某乙证券公司客服，使用专业话术诱骗被害人加入指定微信群。被害人入群后，由群内“金牌讲师”实施“杀猪盘”诈骗，导致11名被害人共损失600余万元。倪某负责与上线对接微信群、向下线结算费用（每人160元），从中赚取每人10元差价，总获利约4万元。2024年10月，倪某被抓获归案。2025年6月，法院以诈骗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六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三万元。法院认定倪某系从犯，具有坦白、认罪认罚情节，但因其在犯罪链条中起承上启下作用，量刑从严把握。
第二、阜阳刑事辩护律师对该案的辩护策略
作为辩护律师，我们认为本案事实清楚，但量刑过重。倪某的行为虽构成犯罪，却存在多个法定和酌定从轻、减轻情节。辩护策略将围绕“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展开，重点从角色定位、主观恶性、证据审查、量刑平衡四方面论证，力求为当事人争取更公正的判决。具体策略如下：
1. 核心辩护点：严格界定从犯地位，弱化因果关联
法院已认定倪某系从犯，但量刑未充分体现“次要作用”。
- 作用链条分析：倪某仅负责微信群中转和费用结算，对下游诈骗无实际控制权。例如，被害人信息（“料”）由徐某丙等人自行购买，诈骗话术由上线提供，具体骗钱环节由群内“讲师”实施。倪某甚至不知晓11名被害人被诈骗的细节（如金额、手法），其行为仅增加诈骗“概率”，而非直接导致损失。类比流水线工人：他只负责传递零件，不参与组装成品，更不该为最终产品缺陷承担全责。
- 法律依据：刑法第二十七条规定，从犯应“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最高法司法解释强调，对诈骗链条中仅提供辅助服务者，量刑应显著低于主犯。本案主犯“林某”未到案，徐某丙等下游人员已获刑五年，而倪某作为中间环节判六年三个月，明显失衡。辩护将申请调取同案人判决书，对比量刑梯度，证明本案量刑过重。
2. 降低主观恶性：强调临时起意与认知局限
公诉机关称倪某“明知诈骗”，但证据显示其认知存在模糊地带。
- 失业诱因：2020年底，倪某所在武汉某公司解散，面临生存压力。他通过网络接触“引流”业务时，上线谎称是“合法股票推广”，每单结算透明（170元/人）。初期他以为属灰色地带，非蓄谋犯罪。这与职业诈骗分子有本质区别——后者主动设计骗局，前者被动参与环节。
- 认知证据：聊天记录显示，倪某多次询问上线“是否合规”，并拒绝提供银行卡直接收款（仅用虚拟货币结算），侧面反映其规避风险心态。辩护将提交失业证明、家庭收入材料，佐证其动机单纯，符合“初犯、偶犯”特征，依法可酌情从轻。
3. 质疑证据可靠性：排除同案人推责干扰
徐某丙等同案人供述称“一切听倪某安排”，但多处矛盾需合理怀疑。
- 供述矛盾点：徐某丙称倪某提供电脑和“料”，但扣押清单证明电脑由徐某丙自带；薛某甲初期供述上线是“朱某”，后改称倪某，明显为推卸责任。电子证据（如结算记录）缺失——倪某称用“欧易软件”结算，但侦查未调取该平台数据，无法核实其获利仅4万元的说法。
- 辩护行动：申请法院排除矛盾供述，要求补充虚拟货币交易记录。若证据链不完整，应依据“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降低犯罪数额认定。例如，11名被害人损失中，仅3人能直接关联徐某丙组，8人关联程某组，倪某对后者的控制力更弱，不应承担全部责任。
4. 量刑救济：综合法定情节争取大幅减刑
坦白、认罪认罚等情节未被充分评价，结合特殊家庭情况，应适用更轻刑罚。
- 法定从宽：倪某到案后如实供述主要事实（仅对责任分配有异议），符合刑法第六十七条“坦白”规定；庭审中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依法应减刑30%以下。但判决仅简单表述“从轻”，未量化减刑幅度。
- 人道考量：倪某父母双亡，两名未成年子女由亲戚临时照料。社区出具证明，证实其一贯表现良好，无再犯风险。根据最高法《量刑指导意见》，此类情况可作为酌定从轻因素。辩护将提交子女出生证明、社区评估报告，请求改判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甚至适用缓刑——既惩戒犯罪，又避免家庭陷入困境。
综上，本案辩护不否认犯罪构成，但坚持“罚当其罪”。倪某的引流行为社会危害性远低于直接骗钱者，量刑应体现层次。我们将以证据为矛、法律为盾，全力争取改判，维护司法公正与人性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