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境针对外国人的虚拟货币诈骗案辩护策略—阜阳刑事辩护律师辩护策略

一、案件基本情况简要介绍

2024年7月底至9月初，以刘某成为首的犯罪集团在湖北省广水市设立窝点，组织宋某宇、邓某藩等17人，通过聊天软件冒充女性身份，针对俄罗斯居民实施诈骗。他们以投资虚拟货币为诱饵，诱导被害人向虚假平台充值USDT（一种虚拟货币），再由刘某成操控平台后台篡改数据，骗取钱财。整个集团分工明确：刘某成负责租赁场地、购买设备、管理资金；宋某宇和邓某藩作为骨干，负责招募人员、提供诈骗话术和素材；其余人员担任“业务员”或“模特”，负责引流、聊天、视频通话等环节。截至案发，共骗取10余名俄罗斯被害人约24000 USDT（折合人民币16万余元）。案发后，部分被告人主动投案、退赃或规劝同伙自首。法院最终以诈骗罪判处17名被告人有期徒刑六个月至三年二个月不等，并处罚金。

二、阜阳刑事辩护律师的辩护策略

作为刑事辩护律师，针对此类跨境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我的辩护核心是“精准区分责任、最大化从轻情节”，确保当事人获得公平量刑。结合本案特点，我将从证据审查、角色定位、情节运用三方面制定策略，用通俗语言说明逻辑：

第一，严把证据关，质疑关键事实的可靠性。
诈骗案常依赖电子证据（如聊天记录、平台数据），但这类证据易被篡改或提取不规范。本案中，部分辩护人曾质疑对邓某刚的指控证据不足——仅凭口供而无聊天记录佐证。我的策略是：

• 重点审查电子证据合法性：例如，警方从电脑中提取的“投资话术”文件，是否全程有见证人？笔录是否由两名以上执法人员签字？若程序违法（如无见证人），坚决申请排除该证据。
• 核实诈骗金额真实性：被害人陈述（如俄罗斯人卡扎里亚特）是否经过跨境司法协作认证？USDT兑换人民币的汇率是否采用权威标准？若金额计算模糊，主张降低犯罪数额认定。
• 用证据切割责任：对李某康等“业务员”，证明其仅负责基础聊天，未接触资金流转。如能证实其聊天对象未实际充值（如邓某刚辩称“未骗到钱”），可争取认定为犯罪未遂，大幅减轻处罚。

第二，精准定位角色，为主从犯划分提供依据。
法院将刘某成定为首要分子，宋某宇、邓某藩定为主犯，其余为从犯。但实践中，许多“业务员”被裹挟参与，作用微小。我的策略是：

• 证明“被动参与”：对周某健、张某等底层人员，强调其受高薪诱惑加入，仅执行固定话术（如张某只负责视频露面），未参与平台操控或分赃决策。用工资记录、聊天群分工截图证明其“工具人”属性，避免被扩大认定为骨干。
• 缩短参与时间影响：对龙某、朱某怡等短期参与者（如龙某仅工作1个月），提交车票、住宿记录等证明实际作案时长，主张仅对参与期间的诈骗金额负责，而非全案总额。
• 区分获利情况：退赃是重要减刑点。本案中，刘某成退赃12.5万元，龙某退1万元，但张某仅获利7000元。我会协助当事人主动退缴全部违法所得（哪怕小额），并提供银行流水佐证，换取法院酌情从轻。

第三，深挖从轻情节，结合认罪认罚争取最优结果。
本案17人均认罪认罚，但量刑差异大（如曹某甲获缓刑，卢某文因累犯重判）。我的策略是“一案一策”：

• 法定情节优先：
  • 自首是“黄金情节”：对龙某、张某等主动投案者，突出其到案细节（如张某在家人陪同下自首），结合如实供述，要求减轻30%以下刑期。
  • 立功价值最大化：李某康规劝李国某投案，曹某甲规劝邓某刚自首。我会收集警方出具的“到案经过”书面证明，主张立功效果等同于自首，避免仅作“酌定从轻”。
• 酌定情节补强：
  • 退赃+罚金同步处理：邓某藩退赃1.8万元获从轻，但部分人（如郭某）无力退赃。我会协调家属分期退赔，同步承诺缴纳罚金，向法院提交《退赃计划书》，换取缓刑可能。
  • 个人背景软化量刑：对初犯、在校学生（如刘某辉仅20岁），提交学校证明、社区评价；对家庭困难者（如需抚养未成年子女），附居委会证明，强调“无再犯风险”，推动适用缓刑。
• 认罪认罚技术性运用：
  本案检察院量刑建议幅度大（四年至六个月），我会在审查起诉阶段就与检察官协商：用完整退赃+具结书换取更低刑期。例如，对黄某珏（刑期一年一个月），若提前退赃5000元并签署认罪协议，可争取降至十个月。

整体策略逻辑： 先破（质疑证据）→ 再立（定位角色）→ 后减（用情节降刑）。尤其对跨境诈骗案，要强调“针对外国人”不等于社会危害性更大——被害人损失可通过国际协作追偿，且当事人多为底层青年（如17人中12人年龄20-25岁），法律意识薄弱。最终目标：主犯争取刑期下限，从犯全力保缓刑，让当事人早日回归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