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境参与境外诈骗团伙被认定诈骗罪—阜阳刑事辩护律师辩护策略
一、案件基本情况简述
本案中，被告人蒋某、杨某、刘某、许某因涉嫌诈骗罪被江西省余干县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经法院审理查明，2023年初，四人受他人诱骗或邀请，先后从国内出境至老挝金三角经济特区某园区的某科有限公司（原判决书中“某科技公司”或“某辛公司”），从事电信网络诈骗活动。该公司通过虚构成功人士身份，在社交平台添加异性好友、培养感情后，诱导对方在虚假投资平台充值，实施“杀猪盘”诈骗。四人主要负责底层工作，如养号（维护社交账号活跃度）、添加好友引流、运用话术聊天等，未直接骗取大额资金。其中，蒋某在园区累计11个月，获利约1万元；杨某累计10个月，获利仅1000元；刘某累计9个月，获利9000余元；许某累计7个月，获利5000元。案发后，蒋某主动投案自首；刘某、许某到案后如实供述；杨某虽初期未认罪，但庭审中自愿悔罪。法院认定四人均构成诈骗罪，属共同犯罪中的从犯，结合认罪态度、获利金额等情节，分别判处一年三个月至一年二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二、阜阳刑事辩护律师辩护策略
作为辩护律师，针对此类跨境诈骗案件，需紧扣事实与法律，从“罪轻辩护”角度制定策略，重点围绕从犯地位、主观恶性、悔罪表现及量刑平衡展开。以下策略通俗易懂、逻辑清晰，旨在最大限度维护当事人权益：
第一，核心辩护点：强调从犯地位，论证作用轻微。
- 诈骗团伙层级分明（业务员→组长→主管→老板），四人仅为底层业务员，仅执行公司分配的养号、引流任务，无权接触资金、设计骗局或决策诈骗对象。例如，刘某、许某仅负责添加好友和聊天，未实际诱导投资；杨某因年龄大、不擅长打字，甚至未骗到具体受害人。根据刑法第二十七条，从犯应减轻处罚。辩护时需举证：公司培训记录、同事证言（如吴某甲、石某证词）证明其工作内容单一；获利金额微薄（杨某仅1000元），远低于团伙核心成员，凸显其被动参与、危害性小。
第二，关键突破口：认罪悔罪态度，争取法定从宽。
- 自首与坦白情节： 蒋某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符合自首条件（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应大幅从轻；刘某、许某到案后立即坦白，依法可从轻处罚。辩护时需提交归案说明、讯问笔录，强调其配合调查、节省司法资源。
- 当庭悔罪转化： 杨某虽侦查阶段未认罪，但庭审中自愿认罪悔罪（判决书已认可），辩护应解释其初期顾虑（如担心牵连他人），并提交悔过书、退赃凭证（如杨某愿退1000元），依据刑诉法第十五条，论证“认罪认罚”精神应覆盖当庭悔罪，避免机械认定“非坦白”。
- 整体认罪态度： 四人均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除杨某初期外），辩护需对比同类案例，说明积极悔罪对预防再犯罪的意义，请求法院在量刑建议基础上进一步从宽。
第三，量刑辩护：结合个人情节，主张刑罚均衡。
- 获利金额与危害性： 四人获利均不足万元，且未造成被害人直接损失（判决未认定具体诈骗金额），社会危害远低于主犯。辩护应引用《关于办理跨境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意见》第八条，强调“情节严重”需综合考量，避免仅以出境时间（30日以上）机械定罪。
- 个人特殊情况： 刘某、蒋某无任何前科，系初犯、偶犯，受高薪诱惑被骗出境；许某虽有危险驾驶前科，但非暴力犯罪，且已过追溯期，不应过度从重；杨某家庭负担重（如有证据可补充），其低获利反映参与度低。辩护需提交户籍证明、无犯罪记录证明，请求酌情轻判。
- 罚金合理性： 杨某获利最少（1000元）但罚金最高（8000元），显失公平。辩护应主张罚金与获利、收入匹配，例如参考刘某获利9000元仅罚5000元，为杨某争取降低至3000元以内。
第四，程序与证据补充：夯实辩护基础。
- 证据薄弱点： 公诉机关依赖出入境记录、同案人证言定案，但未提供四人直接诈骗被害人的证据（如聊天记录、转账凭证）。辩护可质疑“累计30日即情节严重”的适用，要求排除非法证据（如杨某初期未认罪笔录）。
- 退赃退赔： 重点推动退赃（如杨某、许某愿退全部获利），依据刑法第六十四条，积极退赃可作为悔罪表现，请求减少刑期10%-20%。
- 类案对比： 引用类似判例（如江西高院2024年跨境诈骗从犯案），证明同等情节下刑期多在1年以下，当前量刑偏重，应予调整。
综上，辩护核心是“从犯+悔罪+低危害”的三位一体策略：先以从犯身份奠定轻判基础，再用认罪态度争取法定从宽，最后结合个人情节平衡量刑。实践中，需提前与检察院沟通认罪认罚细节，庭审中聚焦情感共鸣（如四人多为务工人员、受骗出境），避免纠缠罪名成立与否，全力为当事人争取缓刑或最低实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