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某犯单位行贿罪和行贿罪被判缓刑—律师辩护策略分享

一、案件基本情况

本案中，被告人周某系普洱某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洱某舟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总经理。2018年底至2024年期间，普洱某舟公司为在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的电力设备采购招投标中谋取不正当利益，由周某代表公司先后五次向国家工作人员贾豫新等人行贿共计172万元，其中60万元因对方未收受而未遂。此外，2017年12月至2022年2月，周某明知他人（和正中）为同样目的欲行贿，多次提议并协助其向贾豫新等人行贿105万元，其中亦有60万元未遂。

检察机关以单位行贿罪对普洱某舟公司及周某提起公诉，同时以行贿罪单独追究周某个人责任。法院最终认定周某构成单位行贿罪和行贿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25万元；普洱某舟公司被判处罚金20万元。

二、辩护策略分析

作为刑事辩护律师，在类似案件中应围绕罪名定性、量刑情节、法律适用及程序合法性等方面展开系统辩护。结合本案事实与判决结果，可从以下几方面构建有效辩护思路：

（一）关于罪名是否重复评价的问题——主张仅构成单位行贿罪

辩护核心在于：周某所涉全部行贿行为本质上均服务于单位利益，即便部分资金来源于他人（如和正中），但其行为仍是在单位整体行贿框架下实施的协同行为，不应割裂评价为两个独立罪名。

具体而言，周某与和正中共同出资行贿的行为，发生在同一招投标项目背景下，且均由周某统一协调、交付，具有高度一致性。若将其中一部分认定为单位行贿，另一部分却定性为个人行贿，容易造成对同一行为模式的重复否定评价，违反刑法“禁止重复评价”原则。因此，应主张全案统一按单位行贿罪处理，避免对被告人不当加重刑责。

（二）强调犯罪未遂情节，争取从宽处理

本案中，多笔行贿款项（合计120万元）因国家工作人员拒收而未实际完成交付，依法属于犯罪未遂。根据《刑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减轻处罚。

辩护时应重点指出：未遂部分不仅金额占比高（约占总涉案金额的63%），而且反映出被告人主观恶性相对较低，客观危害后果有限。特别是在叶煜明、谭毅、杨永昆等人明确拒收的情况下，周某并未继续施压或采取其他非法手段，说明其行为具有一定的节制性。此情节应在量刑时予以充分考量。

（三）突出坦白、自首及配合调查等法定从宽情节

根据到案经过，周某系经电话通知后主动到案，并在留置期间如实供述了监察机关尚未掌握的与和正中共同行贿的事实。该部分供述属于“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符合《刑法》第六十七条关于“特别自首”的规定，至少可认定为坦白，依法可以从轻处罚。

辩护中应强调：周某全程认罪悔罪，无翻供、对抗行为，积极配合调查，主动说明资金来源、流转路径及行贿细节，极大节约了司法资源。其态度诚恳，具备良好的悔罪表现，符合缓刑适用条件。

（四）结合企业经营背景与社会影响，争取非监禁刑

普洱某舟公司系正常经营的民营企业，周某作为实际控制人，长期负责公司运营。若对其判处实刑，可能导致企业陷入经营困境，影响员工就业及地方经济。

辩护时可援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合法权益的相关政策精神，请求法院综合考虑被告人的社会角色、企业存续状况及社区矫正可行性，优先适用缓刑，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五）关于罚金数额的合理性审查

虽然法院判处罚金已由被告人主动缴纳，但在辩护阶段仍可就罚金比例是否过高提出意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对单位行贿罪的罚金一般在10万元以上，但应结合单位规模、违法所得、行贿金额等因素综合判断。

本案中，普洱某舟公司虽中标多个项目，但并无证据显示其通过行贿获得巨额非法利润。辩护可建议在法定幅度内从低确定罚金，体现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综上，本案虽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辩护空间仍存在于罪名定性、量刑情节把握及刑罚执行方式的选择上。通过精准识别法律争议点、充分挖掘有利情节，并结合政策导向与司法实践，可有效维护被告人合法权益，争取最有利的裁判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