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用他人身份骗购手机构成诈骗罪—刑事律师辩护策略

冒用他人身份骗购手机构成诈骗罪—刑事律师辩护策略

一、案件基本情况

根据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自2015年以来，被告人朱某某通过非法手段获取他人身份证件，自己或指使他人冒用这些身份信息办理银行卡和手机卡，随后在阜阳市多家手机销售门店，以“分期付款购买手机”为名，与多家金融公司（如佰仟公司、捷信公司、捷宇公司等）签订虚假贷款合同，骗取手机后变卖套现。案发时，所有贷款均未归还。

经法院认定，朱某某共实施诈骗行为19起，涉案金额共计138,919元，其中12,522元因贷款未审核通过而属于犯罪未遂。具体手法包括：冒用王某1、郭某、张某1、殷某、范某、陈某、章某等多人身份，在不同时间、不同门店分别向不同金融公司申请贷款，用于购买苹果、三星等品牌手机。

法院最终以诈骗罪判处朱某某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六万元，同时责令追缴违法所得返还被害人。

二、辩护策略分析

作为辩护律师，面对这样一起事实较为清晰、被告人已当庭认罪的案件，我们的辩护重点不在于“是否构成犯罪”，而在于“如何最大限度降低量刑”。从专业角度看，本案存在多个可争取从宽处理的关键点，值得深入挖掘和强调。

首先，要坚决区分“有证据支持”与“仅凭指控”的事实。
起诉书最初列了20起诈骗事实，但法院最终只认定了19起，且对其中多起进行了删减或调整。比如原指控第2起中涉及两部手机，法院只认定了其中一部；原第8起、第13起中的第二笔贷款，因缺乏直接证据证明系朱某某指使，法院直接不予认定。这说明，即便在被告人认罪的情况下，司法机关依然坚持“证据裁判”原则。因此，辩护律师必须严格审查每一起指控的证据链条——是否有同案人指证？是否有银行流水、合同签字、现场照片、通讯记录等客观证据？若仅有被害单位报案材料而无其他佐证，就应大胆提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争取将部分金额排除在定罪范围之外。

其次，要突出“坦白”“认罪态度好”等法定从轻情节。
朱某某在庭审中自愿认罪，且对大部分事实供认不讳，符合《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关于“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规定，依法可以从轻处罚。这一点在判决中已被采纳，但辩护时仍需强化：比如他主动书写了所持身份证名单，配合公安机关梳理作案脉络，节省了大量侦查资源。这种“实质配合”远超一般口供，应作为酌定从宽的重要依据。

再次，要合理质疑“共同犯罪”中的主从责任划分。
本案中多次出现“伙同秦某龙”“指使王盈盈、佟雪倩等人”的表述。虽然朱某某被认定为主犯，但部分行为实际由他人具体实施，朱某某可能仅提供身份信息或介绍渠道。在这种情况下，辩护律师应强调其作用并非全程主导，尤其在部分交易中，实际操作人（如张某3、李某等）身份不明或另案处理，朱某某的控制力有限。若能证明其在某些环节仅起辅助作用，虽不影响主犯定性，但在量刑时可作为酌情从轻因素。

此外，还要关注“未遂部分”的法律意义。
全案中有12,522元因贷款未通过审核而未能得逞，依法属于犯罪未遂。根据《刑法》第二十三条，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减轻处罚。虽然这部分金额占比不大，但在整体量刑平衡中仍具价值，尤其在接近“数额巨大”与“数额特别巨大”临界点时，更显关键。本案虽未达“特别巨大”（通常为50万元以上），但辩护时仍应强调：未遂部分不仅不应加重评价，反而应体现刑法的谦抑性。

最后，要结合初犯、无前科、社会危害性相对可控等因素争取宽大处理。
朱某某系初犯，此前无违法犯罪记录，其行为虽属诈骗，但目标明确（仅针对消费贷购机）、手段固定（冒用身份分期购机），未使用暴力或威胁，也未造成人身伤害。相较于其他恶性诈骗案件，其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相对较轻。辩护时应引导法庭关注其行为的“经济犯罪”属性，而非“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性质，从而在量刑建议上争取下限。

综上，在此类多起、小额、团伙式诈骗案件中，辩护的核心不是推翻定性，而是“精准拆解、逐项核减、情感共鸣、量刑优化”。通过扎实的证据分析、合理的责任切割和充分的情节挖掘，才能真正为当事人争取到最有利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