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某、韦某系列抢劫案—刑事律师辩护策略

第一、案件基本情况

根据法院审理查明，2015年5月至2016年3月间，被告人张某、韦某二人驾驶摩托车在安徽省临泉县韦寨镇、黄岭镇、迎仙镇等多个乡镇，采用暴力、威胁等手段实施抢劫12起；趁人不备抢夺他人财物2起；秘密窃取他人财物11起。其中，张某参与全部12起抢劫、2起抢夺和10起盗窃；韦某参与8起抢劫、1起抢夺和11起盗窃。

具体犯罪事实包括：持刀拦停被害人、抢走金项链、现金、手机、电动三轮车、摩托车等财物，部分案件中还对被害人实施了推搡、踢打等暴力行为。例如，2015年5月1日，在韦寨镇小李庄西侧树林路口，二人持匕首抢走崔某1的金项链及手提包（内有现金1000元）；2016年3月4日，张某单独持刀抢劫孕妇张某4及同行的王某2，抢走黄金首饰、手机等财物。

此外，二人还多次在超市门口、乡村道路等地盗窃电动三轮车、摩托车，并将赃物低价销赃。案发后，公安机关从二人住处及关联人员处查获大量赃物，包括手机、金饰、电动车等。

法院最终认定二人构成抢劫罪、抢夺罪、盗窃罪，数罪并罚，分别判处张某有期徒刑十七年四个月、韦某有期徒刑十五年四个月，并处罚金。

第二、辩护策略分析

作为刑事辩护律师，面对这样一起涉及多起暴力侵财犯罪、证据看似“扎实”的案件，很多人可能会觉得“铁证如山，无从辩起”。但恰恰是在这种“重罪叠加重罪”的复杂案件中，才更需要细致拆解每一起指控，精准识别证据链条中的薄弱环节，为当事人争取最大可能的权益。

首先，必须坚持“一事一证、一罪一辩”的原则。本案公诉机关指控12起抢劫、2起抢夺、11起盗窃，共计25起事实。但法律上，每一起犯罪都必须独立成立，不能因为“这个人干过坏事”，就默认他干了所有坏事。比如，张某辩称未参与第二起抢劫（即冯某某被抢案），而该起事实仅有被害人陈述和同案犯韦某的供述。虽然韦某指认张某参与，但其供述存在细节矛盾（如谁提议回头抢手机），且张某始终否认。在这种情况下，若缺乏客观证据（如监控、指纹、通话记录等）印证，仅凭同案犯口供定罪，显然违反“重证据、轻口供”的刑事诉讼原则。可惜法院未采纳此点，但从辩护角度看，这仍是值得重点突破的环节。

其次，要严格区分“抢劫”与“抢夺”的界限。辩护人曾提出第三起、第十起应定性为抢夺而非抢劫，理由是只有被害人单方陈述称对方使用暴力。但法院认为，张某自认携带刀具，且被害人当场报案，故认定为抢劫。这里的关键在于：是否“当场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如果行为人只是“突然夺取”而未施加足以压制反抗的暴力，即便携带刀具但未出示或使用，也可能仅构成抢夺。比如第十起中，张某称“一把抓走包就跑”，并未用刀指向被害人——若视频或现场勘验能佐证其未实际使用暴力，则定性为抢夺更为妥当，量刑将大幅降低。因此，辩护时应紧扣“暴力是否实际发生”这一核心要件，而非仅看是否带刀。

再次，关于盗窃罪的“自首”认定，法院虽认可二人对盗窃罪构成自首，但在抢劫罪上却否定自首情节。这里存在一个关键争议：张某到案后主动交代了多起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抢劫事实。根据司法解释，若所供述的罪行与已掌握的罪行属“同种罪行”，一般不认定为自首，但若“主要犯罪事实”系主动交代，仍可酌情从宽。本案中，部分抢劫案确系张某先供后查，若能证明这些案件侦查机关原本毫无头绪，则仍有争取“准自首”或“坦白从宽最大化”的空间。

最后，量刑方面也大有可为。法院认定二人“均为主犯”，但韦某的辩护人提出其“作用较小”。从案情看，多数案件由张某提议、驾驶摩托车、持刀威胁，韦某多为下车实施具体抢夺行为。若能通过比对各起犯罪中的分工、主导性、暴力程度，论证韦某在共同犯罪中处于次要地位，即使不认定为从犯，也应体现“作用相对较小”的量刑差异。此外，本案未造成重伤或死亡后果，赃物部分追回，二人归案后对大部分事实予以供认，这些都属于法定或酌定从轻情节，应在量刑建议中充分强调。

总之，面对多起侵财暴力犯罪，辩护不能“一刀切”地认罪求轻，而应逐案审查证据合法性、事实真实性、定性准确性，尤其要警惕“口供依赖”和“罪名混淆”。唯有如此，才能在看似“板上钉钉”的重罪案件中，为当事人守住法律赋予的每一寸权利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