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设赌场罪中主从犯认定与罪名定性争议——律师辩护策略分享

一、案件基本情况

2025年1月，钟某1、钟某2、钟某3、李某四人在广东省龙门县龙城某丁店十楼组织多人以“梭哈”方式进行赌博活动。公安机关于1月22日凌晨查处该场所，现场查获参赌人员十余人，扣押赌资合计折合人民币约18.5万元及赌博工具若干。公诉机关指控四人构成开设赌场罪，其中钟某1被认定为主犯，其余三人为从犯。钟某2、钟某3、李某均认罪认罚，接受量刑建议；唯独钟某1及其辩护人提出异议，认为其行为应定性为赌博罪而非开设赌场罪，且不应认定为主犯。法院经审理后认定四人均构成开设赌场罪，判处钟某1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一万元；其余三人分别获刑九至十个月，并处罚金。

二、辩护策略分析

针对本案，若作为刑事辩护律师，可围绕以下三个核心方向展开辩护，尤其适用于类似钟某1这类对罪名和主从犯身份提出异议的被告人：

（一）精准区分“开设赌场罪”与“聚众赌博型赌博罪”，争取罪名降格

根据《刑法》第三百零三条，赌博罪与开设赌场罪的关键区别在于是否具有“营业性、组织性、持续性和场所固定性”。辩护时应重点论证：

• 赌博地点是否长期、稳定用于赌博？本案中场所虽租用数月，但实际用于“梭哈”赌博仅在案发前十余天，且此前主要用于亲友打麻将等小额娱乐，不具备典型赌场的持续经营特征。
• 是否有明确分工与营利机制？虽然存在发牌、抽水、兑换现金等行为，但若能证明这些行为系临时协助、未形成严密组织架构（如无固定抽成比例、无专职安保、无系统账目），则更符合“聚众赌博”而非“开设赌场”。
• 参赌人员是否具有开放性？若参赌者基本限于熟人圈、由朋友相互邀约而来，而非向社会不特定公众开放，则削弱“开设”的社会危害性。

在本案中，钟某1辩称“都是朋友有空过来玩一下”，若能结合证人证言（如部分证人表示系首次到场、彼此不认识）强化“封闭性”“偶发性”特征，可能动摇“开设赌场”的定性基础。

（二）合理质疑主犯认定，争取从犯或作用相当的认定

即便法院坚持定性为开设赌场罪，仍可就主从犯划分进行辩护：

• 钟某1是否实际控制赌场运营？租房合同由钟某3签署，资金往来多通过李某、钟某3操作，钟某1本人未直接收取抽头渔利，也未参与日常管理决策（如决定开赌时间、制定规则）。
• 其他被告人的供述是否一致指向钟某1为“老板”？需审查证言是否存在推责倾向。例如，钟某2、李某均为钟某1亲属（外甥），其指认可能存在主观偏向；而部分证人如罗某林称“钟某1是老板”，但亦承认自己向其借款参赌，关系复杂，可信度需审慎评估。
• 若四人分工明确但利益共享、责任共担，可主张“不宜区分主从犯”或“主次作用不明显”，从而避免对钟某1适用更重刑罚。

（三）综合量刑情节，争取从宽处理

即使罪名与主犯身份难以推翻，仍应充分挖掘有利量刑因素：

• 初犯、偶犯：四人均无犯罪前科，主观恶性较低。
• 社会危害相对有限：赌博持续时间短（约10余天），参赌人数不多（单次10余人），未引发严重后果。
• 部分涉案财物性质存疑：如钟某1被扣6700元现金是否确属赌资？若能证明系个人生活费用，应予返还，避免扩大违法所得认定范围。
• 认罪态度：虽钟某1对罪名有异议，但如实陈述事实，未毁灭证据、未串供，可酌情从轻。

此外，对于钟某2、钟某3、李某等认罪认罚的从犯，辩护重点应放在缓刑适用上。尽管法院未采纳缓刑建议，但可进一步强调：

• 三人仅提供辅助服务（端茶、发牌、兑钱），未参与利润分配；
• 犯罪时间短（钟某2仅参与5次，李某约10天）；
• 家庭负担重、悔罪态度诚恳等酌定从宽情节，争取在后续上诉或执行阶段获得监外执行机会。

综上，此类案件的辩护关键在于紧扣“开设赌场”的法定构成要件，通过细节比对、证据矛盾分析和角色作用解构，实现罪名降格或量刑优化。即便一审未获理想结果，也为二审或申诉保留有力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