诈骗罪从犯辩护策略—阜阳刑事辩护律师辩护策略

第一、案件基本情况
本案发生在2021年3月至5月期间，被告人倪某通过境外社交软件认识上线“林某”（未到案），双方约定：倪某负责组织人员拨打诈骗电话，将被害人拉入虚假股票投资微信群，每成功拉一人进群，上线支付170元报酬。随后，倪某邀约徐某丙、程某、薛某甲、薛某乙、黄某甲等人（均已判决）参与，安排他们在黄梅县某乙酒店房间内，冒充某乙证券公司客服，使用专业话术向数万人拨打电话。被害人进群后，由上线伪装的“金牌讲师”实施“杀猪盘”诈骗，骗取钱财。倪某从中赚取差价（每拉一人支付下线160元，自己留10元），总计获利约4万元。公安机关查获时，扣押电脑7台、手机18部，并关联到11名被害人被诈骗，总金额达500余万元。法院认定倪某犯诈骗罪，数额特别巨大，但系从犯且有坦白情节，最终判处有期徒刑六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三万元。

第二、辩护策略
作为辩护律师，针对本案特点，我们重点围绕“从犯地位弱化”“责任范围限缩”“量刑情节强化”三方面制定策略，力求实现罪责刑相适应：

1. 紧扣从犯本质，论证作用微小
   倪某仅充当“信息中转站”，对诈骗结果无实质影响。具体来说：

   • 行为边界清晰：倪某只负责接收上线提供的微信群二维码，并转发给下线徐某丙等人；他不参与购买被害人信息（“料”）、不招募兼职人员、不设计诈骗话术，更未接触被害人资金。下线团队（如徐某丙组、程某组）自行安排住宿、购买设备、扩大业务，倪某未施加任何管理或控制。
   • 因果链条薄弱：被害人是否被骗，取决于进群后“金牌讲师”的诱导，而非拉群行为本身。例如，判决书载明“倪某对后续被害人是否被诈骗的影响较小”，这直接削弱其行为与巨额损失的关联性。辩护时应强调：拉群仅是诈骗预备环节，若将全部损失归责于倪某，违背罪责自负原则。

2. 限缩犯罪数额，区分责任范围
   起诉指控的“数额特别巨大”（500余万元）不应全部由倪某承担，需严格限定其责任边界：

   • 仅对直接行为负责：倪某的获利基于“拉人进群”数量（约4000人次），而非诈骗金额。例如，徐某丙组5月6日至7日拉566人进群，但仅3人被诈骗；程某组拉1865人，仅8人受害。这证明多数进群者未受骗，倪某无法预见或控制后续结果。
   • 排除间接损失：11名被害人的损失源于上线“讲师”的独立诈骗行为，与倪某无共谋。参考司法解释，帮助犯的责任应以其实际获利（4万元）或直接参与部分为限，而非全额诈骗金额。辩护时将申请重新核算涉案金额，避免“一刀切”量刑。

3. 强化从轻情节，争取最大限度减刑
   在承认基本事实的前提下，充分挖掘法定和酌定从宽因素：

   • 法定情节：
     • 从犯地位：倪某在整个诈骗链条中处于中游，作用远小于上线“林某”（主犯）和直接实施诈骗的“讲师”，甚至弱于组织下线的徐某丙等人（徐某丙判5年，倪某却判6年3个月，量刑失衡）。应主张适用《刑法》第二十七条，减轻处罚至3年以下。
     • 坦白与认罪认罚：倪某到案后如实供述核心事实（如结算方式、分工模式），庭审中自愿认罪，符合从宽处理条件。辩护时需对比同案人（如黄某甲获刑1年6个月），凸显量刑公平性。
   • 酌定情节：
     • 主观恶性轻微：倪某因失业临时起意，无预谋、无前科，区别于职业诈骗犯；其仅赚取微薄差价（10元/人），未直接侵吞被害人财产。
     • 家庭特殊困难：父母双亡，两名年幼子女无人抚养，羁押将导致家庭崩溃。此类情节虽非法定减刑依据，但可结合“少捕慎诉慎押”刑事政策，争取缓刑或监外执行。

4. 证据与程序补强，动摇指控根基

   • 质疑同案人供述可信度：徐某丙等人供述称“倪某是组织者”，但存在推卸责任嫌疑（如徐某丙电脑记录由其单独控制）。辩护时将指出：电子证据（如结算记录）显示资金由上线直接结算，倪某未掌控全局；酒店房费由下线自理，进一步证明其非管理者。
   • 挑战金额认定方法：公诉机关依据公安部平台关联11起诈骗案，但未证明每起均与倪某拉群行为直接相关。例如，郭某甲被诈骗111万元发生在2021年3-4月，而倪某5月才在黄梅县设点，时间地点存疑。应申请排除无关金额，降低犯罪层级。

综上，本案辩护核心在于：剥离“拉群”与“诈骗”的因果关系，将倪某定位为边缘从犯；同时以坦白、家庭困境等情节为杠杆，推动量刑向3年以下倾斜。即使认罪，也需通过精准切割责任范围，避免“全额买单”，真正体现刑法谦抑性与人道主义精神。